19世纪中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作为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在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海军基地防御英法侵略者。他的三篇短篇小说中的第一部被收录为《塞瓦斯托波尔小品》，出版时围城仍在进行中。在书中，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阐述了人们是如何在破碎的战壕中死去的，他们的尸体被炮弹炸成碎片，在泥土中腐烂;或者在肮脏拥挤的医院里，不堪重负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切除四肢。他写的不是将军，而是普通的士兵，被卷入战斗的男男女女，俄罗斯人民自己。他的故事与以往战争中歌颂英雄主义和荣耀的传统赞美诗相去甚远。他们扰乱了爱国者的秩序;但他们使托尔斯泰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作家之一。

　　他的努力也反映在了线的另一边。《伦敦时报》的特派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对一场在他看来越来越毫无意义的战争进行了精确而充满激情的报道。英国士兵和俄国士兵一样，在脏乱的海洋中悲惨地生活和死亡，到处都是被狗撕扯的尸体，由于上级的无能、疏忽和腐败，他们缺乏弹药、衣服、食物和住所。罗素可能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文学天才。但是，与俄国不同的是，英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他的著作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在他的编辑约翰·德兰的支持下，他们两人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政府被迫辞职。其继任者终于开始了一项被丑闻拖延的英国军事改革。

　　格雷戈里·卡尔顿写了很多关于俄国战争的文章。他的新书提出了两大主张。他认为，在他们之间，托尔斯泰和罗素终结了他所谓的“英雄违约”这一古老的修辞。他们向读者呈现了战争的本来面目:一场大规模的匿名杀戮，其中受苦的是普通人。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齐格弗里德·沙逊、弗雷德里克·曼宁、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其他战争诗人，在写下西线的杀戮场时，接过了火炬。当时，俄国人被革命、内战和大规模恐怖所压倒，无法创作出类似的文学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位能够以同样现实主义的方式描述战争的作家，尽管与托尔斯泰不同，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可以合理地将苏联的胜利描述为祖国的胜利解放。

　　卡尔顿接着说，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泥潭战争”——一场你很难从中脱身的选择战争。他似乎认为我们已经从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我们现在不太可能重蹈覆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太乐观了。我们学到的是，在一个不对称战争的世界里，技术优势并不能保证胜利。但是，尽管有原子弹的阴影，战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激情，人类永远不可能放弃它。在战场上和战场外，屠杀仍在继续。

　　英勇的违约仍然笼罩着一切。我们继续向自己讲述英雄主义的故事，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年轻人像1914年那样满怀热情地奔赴战场。罗素和托尔斯泰自己都认为，战场上真正的勇气可以缓和战争的恐怖。托尔斯泰还帮助创造了另一个强有力的神话，即这座英雄般的城市勇敢地保卫自己，抵御来自法国、英国和后来的纳粹德国的外国侵略者。他当然相信，像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塞瓦斯托波尔将永远属于俄罗斯。这个传说不是普京编造的。

　　但托尔斯泰不会宽恕普京对乌克兰的残暴入侵，这让他陷入了自己的泥潭。正如陷入泥潭的战争一样，普京的人民起初热情地支持他。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最终是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不值这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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