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声称所有加沙人都是“反犹主义者”，或者指责加沙人“选举哈马斯”的错误假设，不仅会影响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还会影响未来几个月对加沙人的救济计划。

　　任何重建工作或援助分发都可能与加沙人民对哈马斯叛乱分子的恐惧相权衡。

　　在我自己对圣战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研究中，我发现激进运动引发了军事干预，以利用随之而来的混乱。此外，这些团体经常声称，他们统治的是那些被他们统治的人的“合法”利益，即使这些人反对他们的统治。

　　正如一些评论员所观察到的那样，哈马斯可能不仅希望鼓励以色列做出不成比例的反应，而且还希望利用干预的暴力后果来培养加沙对它的持续依赖，并转移人们对其国内政策失败的注意力。

　　冲突双方的领导人都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们经常利用自己对加沙公众舆论的看法来支持自己的政策目标。

　　例如，哈马斯政治局局长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声称，哈马斯的行动代表了加沙人和“整个阿拉伯穆斯林社区”。对哈尼亚来说，哈马斯使用暴力是为了2023年9月在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遭到袭击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在以色列安全部队手中受苦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是西岸的定居者。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表示，所有加沙人都对哈马斯负有集体责任。因此，他得出结论，以色列将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加沙及其人民。

　　拜登政府小心翼翼地不谴责以色列的轰炸，一直在寻求一种更广泛的方式来应对冲突升级。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采访和在社交媒体上说，“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与哈马斯骇人听闻的袭击毫无关系，相反，他们正因此而受苦。”拜登指出，这种苦难需要以色列最终解除对加沙的“全面围困”。

　　在每一个例子中，政客们都用他们对加沙人的假设来支持他们的政策。但加沙人民对这些政策的感受却大不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加沙公众舆论的回顾揭示了生活在以色列封锁下的一种持续的绝望感。

　　政治学教授、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Khalil Shikaki在2023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的加沙人支持武装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华盛顿研究所于2023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只有57%的加沙人对哈马斯持“某种程度上的积极”看法。

　　对这些民意调查的进一步解读揭示了一个更加微妙的故事。考虑到2018年，加沙约25%的妇女在分娩时面临死亡风险，53%的加沙人生活在贫困中，基本卫生保健用品捉襟危肘。同年，Shikaki发现越来越多的加沙人对哈马斯政府不满，几乎50%的人希望完全离开加沙。

　　在2023年6月华盛顿研究所的民意调查中，64%的加沙人要求改善医疗、就业、教育和一些正常的感觉，而不是哈马斯所宣称的“抵抗”。超过92%的加沙人对他们的生活条件表达了愤怒。

　　此外，正如Shikaki报道的那样，超过73%的人认为哈马斯政府腐败。然而，加沙人认为选举变革的希望渺茫。自2006年以来没有举行过选举，大多数活着的加沙人还没有到投票给哈马斯的年龄。

　　对武装抵抗的支持并不总是存在。2007年，当哈马斯公开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战并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时，超过73%的巴勒斯坦人反对夺取和任何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着约旦河西岸，质疑哈马斯胜利的合法性。

　　当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加沙人支持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超过80%的人谴责绑架、纵火和滥杀滥伤。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2007年到2023年对加沙人进行的民意调查讲述了一个故事。他们清楚地表明，加沙人对武装抵抗的支持在增加，与此同时，失望、愤怒和对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的无望感也在增加。

　　2017年，研究巴勒斯坦经济和伊斯兰主义的学者萨拉·罗伊(Sara Roy)探讨了加沙对哈马斯的容忍，指出“新的是绝望感，人们现在愿意跨越的边界可以感受到这种绝望感，这些边界曾经是不可侵犯的。”

　　罗伊认为，加沙人，尤其是75%的30岁以下的人，对哈马斯的意识形态或声称的伊斯兰合法性有着广泛不同的好感。他们指出，哈马斯在很少有人能支付工资的时候支付工资。冒着被以色列士兵瞄准的风险，如果能得到报酬，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容忍的雇佣风险。

　　2019年，27%的加沙人将他们的生活条件归咎于哈马斯。在同一项民意调查中，55%的人支持任何和平计划，包括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土。

　　到2023年，当Shikaki调查的加沙人表示支持武装抵抗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种抵抗——而不是选举政治——才能解除以色列的封锁和围困。然而，与此同时，被调查者对哈马斯的腐败以及加沙持续的失业和贫困表示厌倦。

　　对于许多加沙人来说，任何简单回归正常的机会似乎都已经失去了，因为哈马斯声称自己是他们的“合法抵抗”。

　　自2001年以来，加沙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选举被推迟，离开加沙的行动不可能实现，而现在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升级，整整一代加沙人几乎没有选择。

　　“死亡无处不在，”33岁的奥马尔·艾尔·卡塔(Omar El Qattaa)说，他是加沙的一名摄影师，“记忆被抹去了。”

　　尽管2023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沙人反对打破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但哈马斯还是违背了民众的意愿，在10月发动了袭击。卡塔和其他数百万加沙人所感受到的绝望感，有可能被哈马斯利用。正如哈马斯学者兼研究员马修·莱维特(Matthew Leavitt)所写，哈马斯将政治、慈善、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视为实现其政策目标的互补和合法工具。

　　正如拉马拉的巴勒斯坦研究人员巴尔古提指出的那样，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轰炸已经缓和了加沙人对哈马斯的不满，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样的袭击“把对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的指责变成了对以色列的更多愤怒。”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将如何转化为对哈马斯替代品的支持还有待观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利益相关者如何重新获得加沙人的信任，同时帮助他们找到有意义的替代方案，以取代他们曾经认为腐败且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政府和激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