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气候灾难的阴影笼罩，当家园沉入海底，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那份对人性的坚守？一部名为《我们这样的家庭》的丹麦电影，以震撼人心的视角，将富裕国家的难民困境赤裸展现。影片中，丹麦家庭被迫登上开往罗马尼亚或俄罗斯的破船，储蓄冻结、房产归零，恐慌与绝望扑面而来。然而现实的反讽更为刺骨——正是丹麦等欧洲国家，近年来推行着近乎零收容的紧缩政策。当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英法，当边境管控数字掩盖了海上的累累亡魂，欧洲的移民辩论早已超越管理范畴，直指文明社会的道德核心：在气候变迁、战争与压迫迫使千万人离乡背井的今天，我们究竟要筑起高墙，还是敞开胸怀？

　　今年最震撼我的电影之一，是托马斯·温特伯格的《我们这样的家庭》。影片讲述了几户优渥的丹麦家庭，因气候灾难导致国家封闭，被迫成为难民的故事。温特伯格这样阐释创作初衷：“我们作为文明富裕世界的一员，被迫离开祖国、亲友和珍视的一切——这种情境值得深思。”

　　故事中，这些家庭被赶上前途未卜的船只，驶向从未想过的国度——比如罗马尼亚或俄罗斯。他们无法变卖房产，储蓄遭冻结。看着他们的惊慌与绝望，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被迫逃离深爱的土地，是多么无力而痛苦。

　　这部电影充满了共情与悲悯。背景设定在缓缓沉入海底的哥本哈根，《我们这样的家庭》虚构了一个突然消失的富裕欧洲国家，其国民散落至任何愿意接纳他们的地方。

　　其中的反讽难以忽视。丹麦拥有欧洲最严格的庇护和移民政策。过去十年间，该国收紧家庭团聚规定，实施严苛的年龄、收入及居住要求，并公开推行将庇护申请数量降至近乎零的政治目标。这些措施长期遭人权组织批评，认为其对欧洲以外难民的影响尤为严重。

　　隔海相望的英国正走向相似方向。首相凯尔·斯塔默在移民问题上承受着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尤其来自被英国改革党右翼民粹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吸引的选民。法拉奇屡次抨击司法机构、人权制度和多元文化主义，并提议大规模驱逐非法居留者。改革党公开宣称，若当选将在五年内驱逐数十万移民——而他们胜选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

　　在欧洲政治光谱中，法拉奇与法国玛丽娜·勒庞、乔丹·巴德拉等民粹主义者，以及荷兰海尔特·维尔德斯立场最为接近。近期访问伦敦时，令我震惊的是，竟有那么多同事——包括记者、专业人士和曾经不屑此类政治立场的人——告诉我他们打算投票给他。“我们国家承受不起了，”一位受访者说，“我们是个岛国，我们的文化正受到威胁。”

　　然而这场移民“危机”充满尖锐矛盾。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经主要地中海路线非法入境人数较2024年同期下降约20%，西巴尔干和东巴尔干路线降幅显著。这意味着，从数据上看，抵达欧洲的人数正在减少。

　　但这些数字掩盖了更黑暗的现实。海上死亡悲剧依然高得惊人。每年仍有数百名绝望的移民在偷渡中丧生，这正是威慑政策的恶果——这些政策迫使人们选择更危险的路线，而非解决流离失所的根源：气候变化、贫困和政治动荡。我职业生涯始终与难民打交道，深知一点：若非被迫，没有人愿意逃离家园与根基。

　　2024年，欧盟通过了管理移民与庇护的新框架：《移民与庇护新契约》，定于明年实施。其宣称目标在于“统一”庇护程序、加速决策并推行成员国责任共担机制。

　　理论上这颇具建设性，但实践中部分条款引发严重忧虑。

　　其中之一是将某些国家指定为“安全原籍国”，意味着来自这些国家的申请者面临加速程序及极高的拒签率。哥伦比亚、印度、科索沃和突尼斯等国均列其中，其预设前提是这些国民可安全留在本国。

　　但这并未考虑政治异见者、记者、逃离家暴的女性、性少数群体等处境特殊的受迫害者。例如在印度，逃避宗教迫害的少数信仰者或躲避性别暴力的弱势女性。

　　本月，前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当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这位曾流亡的库尔德活动家，将自身的离散经历带入职务。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已达历史峰值之际，他领导的机构将面临一个日益侧重威慑而非保护的世界。

　　欧洲的移民辩论已不止于边境管控或数据统计。这是道德抉择：曾为自身公民寻求庇护的社会，是否还能看见他人的同样需求？当气候变化、战争和政治压迫从萨赫勒到加沙、从苏丹到阿富汗迫使无数人逃离家园，问题不再是谁该被挡在门外，而是欧洲选择人性包容，还是冷漠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