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4 13:51来源:本站

【编者按】80年前,长崎上空那朵改变世界的蘑菇云下,埋藏着一群被历史尘埃掩埋的异国面孔。当原子弹撕裂天际,与数万日本平民一同承受毁灭的,还有数百名蜷缩在战俘营里的盟军士兵。他们曾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奴隶劳工,又在核爆烈焰中沦为双重受害者。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沉默的见证者背负着创伤记忆散落世界各地,直到后代与研究者拾起破碎的证言,拼凑出战争机器如何碾碎普通人性的真相。这段交织着暴行与救赎、仇恨与和解的往事,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战争最残酷的底色——在这里,没有胜利者,只有被共同创伤永久联结的人类。
【美联社长崎电】八十年前美国投下原子弹时,数百名盟军战俘正被囚禁在长崎残暴的日军集中营里。
1945年8月9日核爆当天这些战俘的存在鲜为人知,家属与研究者持续收集并公开证词,试图讲述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受害者的故事。
今年九月,数十名荷兰战俘亲属与日本核爆幸存者后代齐聚长崎,共同追悼曾在集中营遭受虐待的战俘,以及当日遇难的数万日本平民。死者中至少包括长崎某战俘营的八名被囚者。
代表荷兰家属出席2015年落成的长崎纪念碑揭幕仪式的安德烈·施拉姆,其父亲曾是近1500名战俘中的一员。这些战俘在福冈第二分所战俘营被囚三年,被迫在川南造船厂从事苦役。
许多战俘是在印尼被日军俘虏的荷兰军人,他们经由所谓“地狱之船”运抵长崎,关押在第二、第十四两大主要战俘营,沦为奴隶劳工。
据日本战俘研究网络数据显示,战争期间约有15万盟军战俘分散在亚洲数十个集中营,其中3.6万人因日本本土劳动力短缺被押送至日本——当时日本男性多被征召派往亚洲各地战场。
长崎战俘营中亦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籍囚犯。第二战俘营无人直接死于原子弹爆炸,但此前已有超过70人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与疾病丧生。
安德烈·施拉姆的父亲约翰·威廉·施拉姆在战争结束四个月后返回荷兰,直到生命尽头才向儿子吐露被当作奴隶对待的遭遇。日本官员虽多次就战争暴行道歉,“但约翰与其他许多受害者同样怀疑其诚意,”其子坦言。
“他感觉日本与荷兰皆以轻蔑态度对待战俘。余生再不愿与日本有任何瓜葛。”安德烈在1993年父亲去世后展开研究,于《约翰的故事》手册中记载了荷兰殖民东印度群岛、对日战争及战后余波。
彼得·克洛克提及父亲莱恩德特·克洛克——同为战俘营荷兰囚犯——曾回忆船厂日本平民的友善举动,甚至协助寻找零件修理手表。然而宪兵队随后竟因他求助而施以毒打。
克洛克称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是场灾难,但强调日本必须反思自身暴行。
当美军B-29轰炸机向长崎投下“胖子”钚弹时,距爆心投影点约10公里外的第二战俘营囚犯目睹了骇人景象:巨大的橙红色火球、紫色烟云与三重蘑菇云——英军战俘汤姆·汉弗莱在日记中如此记载,部分内容被英国皇家空军网站引用。
他写道:营区窗户尽碎,门板炸飞,诊所天花板轰然坍塌。
另一处福冈第十四战俘营更接近爆炸中心。砖砌营房彻底摧毁,造成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荷兰前战俘雷内·谢弗回忆,当日军警告美军战机逼近时,他与同伴正在挖掘新防空洞。众人跳进掩体,但其室友严重烧伤,九天后不治身亡。
澳大利亚幸存者彼得·麦格拉思-克尔当时正在阅读,众人狂奔向掩体。一名澳籍战俘同伴将他从废墟中挖出,但他已因肋骨断裂、全身割伤淤青及手部辐射烧伤昏迷五日。
原子弹轰炸后数日,福冈第二战俘营的囚犯向第十四战俘营的同伴提供了大米等援助。
施拉姆的父亲与第二战俘营的战俘于8月18日正式获知日本投降消息。8月26日,美军B-29首次为盟军战俘空投食品。
9月13日,战俘营幸存者离开长崎,搭乘美国航母前往菲律宾。
花岗岩纪念碑上镌刻着三面铭文,其落成源于荷兰战俘家属与核爆幸存者后代的共同努力——前者带着创伤记忆返乡,后者则致力于和解。井原一宏的父亲亲历核爆,毕生致力于与战俘达成和解。
在广岛,日本幸存者森重昭历经数十年独立研究,促使美国政府确认了12名被俘美军在8月6日原子弹轰炸中遇难的事实。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6年成为首位访问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美国总统。他在演讲中将“十二名被囚美国人”列为受害者组成部分,并赞扬森重昭寻访美军家属的义举——森认为这些家庭的损失与自己等同。奥巴马随后与森深情相拥。
1957年日本立法为认证核爆幸存者提供医疗支持,此后逐步扩大适用范围。持证者人数从1980年峰值37.2万人降至现今9.9万人。
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约4000名持证者居住海外,多为韩裔及旅居美国、巴西等国的日裔。
战俘研究网络确认,至少11名长崎前战俘(七名荷兰籍、三名澳大利亚籍、一名英国籍)获得了幸存者证书。
“这个问题长期被刻意掩盖,”战俘研究网络联合创始人笹本妙子指出。
研究需要耗时审查历史档案,而该领域始终未获足够学术关注。笹本强调:“这是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议题。”